第19章 、乱世纷争下的求存(6)（第1页）
除此之外，1927年春，阎锡山还收编了国民军第三军。1926年1月，国民军在直鲁联军反攻下退守包头后，军长孙岳患病修养，参谋长徐永昌受孙之托，代理军长职务。徐永昌是山西崞县人，加上段祺瑞对他说：“阎锡山为人稳健，在国内外有些声望，大有前途”，遂通过阎的炮兵司令周玳引荐，于1927年2月在太原与阎见面。徐永昌当初曾将樊钟秀、胡景翼攻打山西的计划转告给了阎锡山，使阎预作准备，击退樊军，所以阎对徐早怀好感。阎有“相见恨晚”之意，而徐则表示愿为阎之“前驱”。因此，4月俩人第二次会面，经过一番磋商后，徐即将其第三军的两个步兵师、1个骑兵师、1个炮兵团及1个独立炮兵团，由驻地包头出发，经碛口渡河入晋，归于阎锡山的晋绥军。第三军的加入，更增加了阎锡山的军事实力。
在此情况下，阎锡山于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，又进行了第三次扩军，将原有师的编制，一律扩充为军。扩充后的部队番号及主官情况如下：
第一军，军长商震，所辖之第一、第三师师长分别是李培基、杨士元；
第二军，军长杨爱源，所辖之第二、第六师师长分别是赵承绶、孙楚；
第三军，军长徐永昌，暂时保留原有番号，辖黄胪初、黄德馨两个步兵旅，吕汝骥一个骑兵旅，梁鉴堂一个炮兵团；
第四军，军长谢濂，所辖第四、第十师师长分别是傅作义、卢丰年；
第五军，军长傅汝钧，所辖第五、第十六师师长分别是傅汝钧（兼）、吴藻华；
第六军，军长傅存怀，所辖第十一师、十三师师长分别是杨效欧、丰玉玺；
第七军，军长（缺），副军长张荫梧，所辖之第十四师、十五师师长分别是李服赝、李生达；
第八军，军长谭庆林，所辖骑三师、骑六师师长分别是孙长胜、杨兆林；
炮兵司令周玳，仍辖八个炮兵团；
手榴弹旅，旅长张振万，仍辖两个团；
第十七师，师长孟兴富，归总部直属；
警卫旅，旅长杜春沂，归总部直属。
经过第三次扩军，晋绥军增至13万余人，这还不包括未列入正规编制的被收编的冀南陈光斗、刘桂堂，冀东张赝芳、山东范澄秋等部队。因此，在北伐战争前，晋绥军已成为一支在国内颇具规模且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。
阎锡山在不断扩充军队数量的同时，为提高其部队的素质并增强部队的战斗力，还在培养军事干部和发展军事工业方面苦心经营，作了不懈的努力。
在培养军事干部方面。为训练下级干部，于1918年初成立了“学兵团干部训练队”，由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负责，要求每个团都附设一个学兵队，以提高下级干部指挥和统驭能力。1919年6月，阎锡山又在学兵团干部训练队的基础上，建立起了山西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干部学校“学兵团”，以步兵第九团的名义呈报北京政府陆军部，编制为一个正规步兵团1200人的编制。“学兵团”以荣鸿胪为团长，学员从大同、临汾、潞安、太原四地招收，要具有高小毕业或相当于此文化程度者。学兵享受步兵待遇，既学国文、英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等普通课，又学军事课。阎锡山与其他高级军政人员常到学兵团讲话，进行精神教育，希望他们学好文化知识，掌握军事技术，“以便将来担负全省‘保境安民’的重大任务”。学员毕业后均留团担任连、排长职务。学兵团成立后的六、七年间，共招收三期学员，培养学员2300余人。1926年，又在学兵团的基础上成立了“山西军官学校”，由荣鸿胪任校长。1927年6月，阎锡山易帜参加北伐，就任“北方革命军总司令”后，遂将“山西军官学校”改称为“北方军官学校”。此外，在1925年至1930年中原大战这一期间，还先后成立了对编余军官进行整训的“晋绥军官教导团”，以及专门教授后勤服务、筑城、兵器、地形、卫生、马学等专业技术的“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”，培养晋绥军航空人才的“山西航空学校”，以及对收编之他部杂牌骑兵及当地土匪骑兵进行训练的“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”。阎锡山这些举措，对于培养晋绥军干部队伍，提高部队的素质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如通过骑兵教练所培养出的一批基层干部，就从内部控制了关系复杂的骑兵队伍，并经过严格训练，提高了骑兵的作战能力，使骑兵成为晋绥军的中坚力量。
在发展军事工业方面。山西在辛亥革命前，所谓的军事工业只有一个在清末（1898年）建立起来的“山西机器局”，它下辖“五厂一房”，即机器厂、翻砂厂、熟铁厂、虎钳厂、木样厂以及锅炉房，以修理枪械为主，兼造初级火器。枪械产品先是18毫米口径的“二人抬”火枪，后来才能够生产由英国福公司提供金属配件的只可装一发子弹的“独子快枪”。辛亥革命后，山西军政府接管了山西机器局，虽经几年发展，职工由初创时的80人增加到了200余人，但其规模和生产能力基本未变。1914年，阎锡山对机器局进行改组，成立了“山西陆军修械所”。然而，其后的几年也只是在内部进行了一些革新整顿，并无大的变化。1917年，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后，修械所才在其重视下有了起色，并且随着晋军的不断扩充而迅速发展起来。